一次常規(guī)的社區(qū)走訪慰問，因為畫面中一瓶五糧液和一棟精致的“小別墅”，在網(wǎng)絡上掀起輿論風暴。當社區(qū)承認“老人確實不困難”，所有指向“幫扶不精準”的指責最終都滑向一個更深層的拷問：基層工作，到底是做給群眾看的，還是做給鏡頭“留痕”的?

　　一、事件還原：一瓶五糧液的“出鏡”

　　近日，江蘇省宿遷市沭陽縣沭城街道河西社區(qū)的一則慰問短視頻引發(fā)軒然大波。

　　視頻中，幾名社區(qū)工作人員走進一位老人家，送上雞蛋、牛奶等慰問品，并配文稱“走訪看望身體欠佳、家庭困難的老人”。然而，鏡頭掃過屋內(nèi)——精致的裝修、嶄新的家具、柜臺上赫然擺放著一瓶五糧液，庭院外還設有景觀魚池。畫面給人帶來的觀感與“困難”二字形成了劇烈反差。

　　輿論迅速發(fā)酵。網(wǎng)友紛紛質(zhì)疑：這樣的裝修與陳設，哪一點像“困難戶”?慰問活動究竟是送溫暖，還是走過場?

　　面對質(zhì)疑，河西社區(qū)工作人員起初回應稱，這位老人“確實不困難”，但活動并非“慰問困難老人”，而是“給高齡老人過生日”，只是“沒有分家庭困難或不困難”。換言之，社區(qū)試圖用“活動定性偏差”來解釋這場視覺烏龍。

　　但沭陽縣民政局隨即給出了另一種說法?？h民政局相關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，視頻中的表述“確實有些夸張”，并稱“這是鄉(xiāng)鎮(zhèn)、社區(qū)的問題”。而對于該老人是否符合慰問條件，民政局表示“具體情況不便透露”，但承認活動系社區(qū)自行組織，縣級層面此前并不知情。

　　至此，這場原本“送溫暖”的活動，變成了一場各方互相推諉的“甩鍋”鬧劇。

　　二、并非孤例：近年多起“困難慰問”翻車事件

　　沭陽事件之所以迅速點燃輿論，是因為它觸碰了一個敏感的集體記憶——類似的“困難戶烏龍”近年來已多次上演。

　　2021年山東青島“茅臺瓶”事件，當?shù)厣鐓^(qū)走訪慰問“困難戶”，視頻中老人家中赫然擺著茅臺酒瓶。面對質(zhì)疑，官方回應稱那是空酒瓶，但網(wǎng)民的質(zhì)疑聲并未就此平息。

　　同樣在2021年，廣東東莞某社區(qū)慰問“困難家庭”，配圖上卻出現(xiàn)了別墅和皮質(zhì)沙發(fā)，裝修遠超普通家庭。當?shù)厣鐓^(qū)回應稱，該社區(qū)已是“億元村”，沒有建檔立卡的貧困戶，慰問活動只是“表達心意”。這一解釋同樣未能說服公眾。

　　再到2026年江蘇沭陽的“五糧液”事件——慰問“家庭困難老人”的畫面中出現(xiàn)五糧液、精致裝修，社區(qū)事后改口稱是“給高齡老人過生日”。

　　每一次事件，官方都能給出“解釋”；但每一次解釋之后，公眾心中的問號卻越來越大：為什么總有人能把“困難”二字用在完全不困難的人身上?那些真正吃不上飯、看不起病的困難戶，到底有沒有人去看?

　　三、問題剖析：形式主義的“劇本”，困住了基層干部

　　表面上看，沭陽事件是一次“慰問對象選錯了人”的低級失誤。深度調(diào)查發(fā)現(xiàn)，其背后指向的是基層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形式主義頑疾。

　　1. “留痕”壓倒一切，慰問成了“表演”。

　　知情人士透露，許多基層社區(qū)在組織慰問活動時，核心目標并不是“雪中送炭”，而是“完成任務、拍照存檔、向上匯報”。在這種邏輯下，慰問對象的選擇往往不是經(jīng)過嚴格摸排，而是“誰離得近、誰好說話、誰家有像樣的客廳適合拍照”，就選誰。

　　一位不愿具名的蘇北某村干部向記者坦言：“上面要求每季度至少開展一次困難群眾走訪，但我們村真正符合條件的困難戶只有幾戶，而且有的住在老房子里，光線差、背景不好看，拍照效果不好。有時候為了應付檢查，只能找條件稍微好一點的‘示范戶’。”

　　2. “壓力傳導”變“任務攤派”，基層疲于應付。

　　沭陽縣民政局將問題定性為“鄉(xiāng)鎮(zhèn)、社區(qū)的問題”，實際上也暴露了一級壓一級的責任傳導機制。當“走訪慰問”被納入基層考核指標，而考核方式又以“照片、簡報、臺賬”為主時，基層工作人員自然會選擇走最短的路——不去真正了解民情，而是用最快的方式“湊”出一場慰問。

　　3. “中層短路”與“底層失語”。

　　上級政策在層層下達過程中，往往缺乏對基層執(zhí)行的具體指導和有效監(jiān)督。而真正困難的群眾，因為缺乏發(fā)聲渠道，很難主動進入慰問名單。最終，社區(qū)工作人員可以在自己熟悉的“小圈子”里選擇慰問對象，而真正需要幫助的人，只能沉默。

　　四、追問：誰在定義“困難”?誰在監(jiān)督“慰問”?

　　沭陽事件暴露了基層治理中兩個長期被回避的問題：

　　第一，困難群體的識別標準模糊。?在河西社區(qū)看來，只要不是“絕對貧困戶”，就可以給高齡老人送溫暖。但“困難”和“高齡”是不同的政策方向——慰問困難戶的錢來自低?；蚺R時救助渠道，而慰問高齡老人的資金則來自老齡工作條線。混為一談，不僅是對政策嚴肅性的消解，更是對真正困難群眾權益的擠占。

　　第二，慰問活動的監(jiān)督幾乎是盲區(qū)。?誰來確認慰問對象是否合規(guī)?慰問物資是否發(fā)放到位?事后是否有回訪?在目前大多數(shù)基層社區(qū)，這些環(huán)節(jié)幾乎全靠工作人員“自覺”。一旦出現(xiàn)沭陽這樣的事件，外界只能通過輿情倒逼問責，而問責往往是“解釋一下、整改一下”了事。

　　五、評論：基層工作當回歸“服務”而非“留痕”

　　“一瓶五糧液”的荒誕劇，拷問的是基層工作的價值取向。

　　當社區(qū)工作人員把慰問活動辦成一場“取景與拍照”的秀，他們忘了一件事：真正困難的老百姓，不需要被拍進鏡頭里，他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一袋米、一聲問候、一次幫助。

　　形式主義不是從基層長出來的，它往往來自上層的考核“指揮棒”。如果上級部門只看簡報、不查實效，只看數(shù)字、不看口碑，那么基層就永遠有動力“制造亮點”。因此，根治“沭陽式烏龍”，不能止于批評社區(qū)工作人員“不負責”，而要從考核機制動刀——改革慰問活動的考核方式，從“拍照存檔”轉向“滿意度回訪”；建立困難群眾識別與公示制度，引入居民代表參與評議；強化問責，對弄虛作假、慰問對象明顯不符規(guī)定的，追究直接責任人和分管領導的責任。

　　說到底，基層工作能不能走心，取決于我們愿不愿意摘下“形式主義的有色眼鏡”，去看一看那些真正沉默的、困頓的、需要幫助的人。

　　當慰問不再需要拍照“證明”，當每一次走訪都不必擔心“五糧液出鏡”，我們才有可能說：基層治理，終于走在了對的路上。